一个编辑，与这样的书稿失之交臂，不能亲手将它奉献给读者是令人遗憾的。去年年初，美籍华人作家沈宁将他的新作《百世门风》发到我的电子邮箱里，读之，我深感这是一部十分厚重的，关于中国家族文化的力作。但编辑与书稿也是需要缘分的，当时机缘不巧，使我只得割爱。好在这本书今年１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行成功
与沈宁认识也有好多年了，但从不了解他有这样的家世――他是拥护共产党的民主人士“左派旗帜”沈钧儒先生和“蒋介石文胆”陶希圣先生的后人。三千年的家族历史，出了许许多多声名显赫、叱咤风云的人物――从义不事秦的沈氏二十七世孙郢，到拒受汉光武帝封侯的沈氏三十九代孙戎；从晚清最后一个大儒寐叟公，到光绪年学台大人淇泉公；从大韩总统的救命恩人慧僧公，到妇女革命先驱褚惠子女士；从清朝时清廉勤政的县太爷月波公，到辛亥革命小兵、新中国的省长翼圣公；从天文学泰斗志元公，到海外创业悬壶济世的应章夫人……这样的人物，家族中出现一个都是荣耀，何况是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。而沈宁为人低调，从不对人炫耀自己的家世。
尽管如此，作为名门望族的子孙，家族的血液在他脉管里流淌，家族的情感在他胸膛间震荡，家族的荣誉在他头顶上照耀。少年时，祖母冒险珍藏的一本《沈氏家谱》，令他魂牵梦绕；青年时在国内的坎坷岁月和海外闯荡多年的经历，使他不愿意“做一只没有自我意识任人摆布的羊”，他“必须知道自己的血统，知道自己源自何种家族文化，知道自己是谁”。于是，他开始了自己的“寻根”之旅。几年里，他广泛收集了祖父沈家，祖母褚家，外祖父陶家以及外祖母万家的族谱和各种家族资料，并万里返乡，回到浙江嘉兴和湖北黄冈老家实地考察，在占有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，写成这部家族传记文学作品。
读这本书令我感受良多，其中印象最深的，是对“家国”观念的重塑。
一段历史时期以来，中国人倡导的是“先国后家”、“舍小家保大家”的价值观，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“个人和自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，集体和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”。在这种观念下，父母病重甚至去世，儿女却因工作忙而无暇照料或奔丧；年幼的子女得不到“大公无私”的父母的关怀照顾，被作为“好人好事”加以歌颂，大力宏扬。也许作为一些个案，这种先公后私的行为是有积极意义的，但是否应作为一种价值观、一种文化来提倡呢？
《百世门风》中，嘉兴沈氏第九世淇泉公２７岁那年考进士，高中一等第一名，但他为奔母丧放弃了这“面见皇上的殊荣”和“荣华富贵的前程”，按照祖制在家守孝三年。对于这位长辈，沈宁“充满温暖的尊敬，而且为沈氏书香世家养育出这样孝廉而正直的子弟，感到荣耀和自豪”。在他看来，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母亲都没有爱、敬、忠和孝，即使他官至一品或富可敌国，也仍然低贱到了最底层，完全没有人格，不配做人。
其实中国传统文化，是十分重视个人品格和家庭的价值的。《四书》之一的《大学》，将个人、家庭和国家的关系精辟地概括为：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具体解释就是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在古代中国人眼中，家与国是密切联系着的。家是国的基础，国乃家的放大。先家后国是天经地义的，否则就是舍本求末。看一个人是否适合做官，掌握国家利器，先要看其是否有道德，对父母是否孝敬，对儿女是否慈爱，道理其实很简单――不爱父母难道能爱天下父老，不善待子女难道能扶助天下儿童？所谓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为了个人的所谓“事业”和“前程”，而忽视甚而放弃自己为人子（女）为人夫（妻）为人父（母）的责任的人，难道真能负起做人民公仆的责任吗？
耐人寻味的是，这里的“国家”这个概念，并不是历代统治者所提倡的“国家”即指帝王。沈宁认为，国家不是皇帝和大臣们用来统治人民的机器，而是“由亿万百姓和千百万家庭组构、养育、保卫的土地和民族”。天下没有皇帝和大臣，百姓照样能够生存繁衍，饱食暖衣，或许还能活得更好些；可如果没有百姓，皇帝和大臣只能冻死饿死，国也根本不存在。因此，只有天下所有百姓家庭和和睦睦，丰衣足食，国家才可能治理好。否则京城里高楼大厦，皇帝大臣锦衣华车，百姓家里吃糠咽菜，衣不蔽体，子女失学，如何能说国家治理好了？从这个意义上，他反其道而行之地提出“个人先于家庭，家先于国。家的事情再小，也是大事，国的事情再大，也是小事。”
我觉得这样的家国观念不仅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，也来源于西方现代民主精神。上文不小心用了“公仆”这个词，其实这不是一个中国传统概念里的词汇。中国古代把官不叫“公仆”，而叫“父母官”。也就是说，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家，掌管国家机器的人是这个家中的父母，老百姓则是“子民”――是皇帝大臣的儿子和孙子。因此百姓要忠于皇帝，像孝敬父母一样地孝敬皇帝，而这个父母对子民却享有生杀予夺大权。由此产生了专制，产生了对民权、民主的剥夺。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“家国观”中，有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这样的精华，也有“家天下”、“父母官”这样的糟粕。沈宁来自中国知识阶层的世家大族，自幼深受这个古老国度优秀文化的熏陶；青年时期又负笈海外，长期生活在年轻的共和制国家美国。中西文化在他身上撞击、交融和互补。在现代国家概念中，国家是公器，官员是公民选出来替自己管理国家事务的，因此叫“公仆”。这个公仆是否称职，是要由主人――也就是全体公民来考察和监督的。官员是否能在道德上取信于民，在家中是不是一个称职的儿子（女儿）、父亲（母亲）、丈夫（妻子），直接决定了公民是否放心把国家权力交给你，决定了你竞选是否成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现代的民主共和制，和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传统观念倒是有某种暗合，某种殊途同归的。
也许有人会质疑，说“先家后国”是否鼓励人们只顾一己之私，放弃公共责任？那么在国难当头时“覆巢之下安有完卵”、“国之不存何以家为”又该如何解释呢？其实这并不矛盾，先家后国，先身边的亲人再普天下的众人，说的是一种顺序，并不是只顾家不要国，只“老吾老”不“以及人之老”。真到了民族危亡的特殊时期，舍小家保大家的精神还是应该提倡的，而且不保大家，小家也难以保全。实际上，沈氏家族先人中，敢于对秦始皇、汉武帝说“不”，与坚持抗金的辛弃疾把酒论剑，冒险帮革新派变法，冒死救韩国抗日勇士等种种悲壮的义举，就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为可贵的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。这种浩然正气，成为支撑中华民族大厦的脊梁和灵魂。
书中最为感人的，正是沈氏历代家族领袖身上的这种精神气质和文化品位，概括地说，就是“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”。沈宁认为这种中国人文传统精神“只能来自家族历史的深层积累，代代承传的家教传统，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”，如果“没有深远的家族传统，缺乏强固的文化根基，就如浮萍飘叶，东风强了跟东风，西风烈了随西风”。这也是他写这本书，宏扬家族文化传统的目的所在。这种认识和坚守在现代中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。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，人们容易变得浮躁，变得急功近利，而失却了自己的文化之根，在精神层面变得空虚和苍白起来。社会中“诚信”的普遍缺失，“笑贫不笑娼”价值观的抬头，浅薄俗滥之作充斥文化市场，精英文化敌不过“痞子”文化，腐败难以根除等等负面现象，都与人们精神上的“失根”有关。许多有识之士痛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开始向青少年提倡学习国学，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；许多家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开始寻根，寻找和续写被历史的尘埃湮没的家谱。仅笔者周围，就有不少亲友在做着这“寻根”的工作。人们希望从家族的历史沿革，从祖先的光荣传统中找到今天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园，找到对子孙后代进行教育的生动材料。当然大多数中国家庭不会像沈宁的家族，有那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，但大多数中国家庭总会有属于自己的值得骄傲的东西，和属于全民族共同的精神遗产。重要的是这种基于传统又基于现代的家国观念，这种精神上的寻根之旅带给人们的依托，使人不至于在社会转型期的急遽变化中迷失方向，而是像沈宁那样清楚地认识到“我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愿意建造什么样的家庭，我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儿女，我真切渴望生活于什么样的国度。”
沈宁选择生活的国度是美国，但他的精神家园还是在中国。他多年来坚持为中国人写作，从《美国十五年》到《点击美国中小学教育》，从《美军教官笔记》到《商业眼》，他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介绍和描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，给走向现代化的国人一种文化上的比较和参照，他也因此成为目前海外华人文坛上最有代表性的纪实文学作家。近年他以自己母亲、陶希圣女儿的坎坷一生为主线创作的小说《唢呐烟尘》，用一个家族的悲怆故事折射了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风云，是将历史与文学完美结合的一种尝试。而这本《百世门风》，则是关于中国家族文化的洪钟大吕，值得希望留住我们文化之根的国人一读。
（《百世门风》，沈宁著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版，３８．００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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